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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二代出路难寻农村非退路被剥夺感强烈

2018-10-11 18:01:12
投光灯电源管托电动取芯机新工人影像小组在位于丰台大葆台附近的快递仓库组织放映新工人影像小组在位于丰台大葆台附近的快递仓库组织放映 原标题:家很远,家乡更远

从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骆锦强需要把一条地铁线路从头坐到尾,再换乘公交车。不堵车的话,他一个半小时能到家。这个“家”,是他租住的一间公寓,也是他工作的地方固定式登车桥

从北京到安徽的老家,他需要坐一宿的火车,再加9个小时大巴,“折腾一整天”。

来自河北的彭彭,最喜欢北京的地铁。一节节车厢“夹杂着情绪,承载着梦想”,在城市的地下穿梭,像一头巨大生物的血管。地面上,都市飞速生长着,地下的“血管”里,“流淌”着为了建设这座城市而奔波的人。

这个90后的年轻人,如今也是血管中的一滴血液。他常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背得出北京16条地铁三分之二的地铁站名。地铁里,有天南海北的口音。

29岁的杨龙一张口,就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听口音很难判断出他是河南人。小学四年级时,他被父母从乡下老家接到北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

近20年过去了,家乡成为他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如今,他是都市里的“新工人”,是“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

他们身上贴着标签——打工者二代。他们踩着父辈的脚印,从农村走进城市,想要扎下根来。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长大,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租房。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结婚,开始养育打工者第三代。

《野草集》镜头中的某民办小学《野草集》镜头中的某民办小学

“打工者二代,是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这一代。与打工者一代相比,他们受过相对更好的教育,在物质上也更宽裕。他们对城乡差距的感受更明显,比父辈更想留在城市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但这些打工者二代,也经历着更加明显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除了生活上实际遇到的问题之外,他们还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割裂感。”

对他们来说,家很远,家乡更远。

没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彭彭的父亲是2009年来北京的,在工地上干活。2011年,还在读高三的彭彭也来了。他在北京当了两个月保安,就老老实实回家上学去了。

后来,彭彭每年都会来北京,在各式各样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暂居,到处打工或实习。2016年,他参加了“新工人影像小组”。

王德志是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办者之一。他来北京时刚满18岁,刷过碗,送过水,发过小广告。他经历了两次阅兵和一次奥运会,见证了北京的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几万元,地铁线路从个位数变成两位数,高楼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

王德志称自己是打工者1.5代,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半是床,另一半是书架。

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但他调侃“只是暂住”。

他一直想拍片子,把镜头对准了打工者二代。2016年,他和宋轶一起,完成了剧情片《移民二代》和纪录片《野草集》。

在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环氧富锌底漆,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打工者二代,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回不去家乡”的一代,又是“难以进入城市”的一代。

杨龙爱看书,喜欢看《平凡的世界》,小时候“最疯狂的梦想”是当作家。他还记得,同龄人韩寒刚出名的时候,他把《三重门》读了好几遍。

如今,梦想和生活离得越来越远。初中毕业后,杨龙去当了快递员,很少再拿笔了。2009年,他把自己的积蓄攒了攒,承包了一个快递站点。《移民二代》里的几个年轻人,最后选择的出路,同样也是承包了快递站点。

“那些场景就是在我那个仓库里拍的,”杨龙回忆,“其实拍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在给快递员开会的场面。”

他在那场戏里客串,出了镜,而这部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者二代,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

《移民二代》制作完成之后,“新工人影像小组”组织了几次试映。他们在杨龙的快递仓库里架起投影仪,摆了一排排椅子,请了一些快递员工和工友来看。影片节奏舒缓,第一个场景是男主角骑着电动车,在城郊的村落里穿行。主题曲悠悠地唱着:“没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一些人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把这个100分钟的故事看完了。而另一些人,看到一半就离场了。

宋轶发现认真看完片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打工者第二代。而那些提前离场的,虽然和“二代”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同样是85后90后,却是在农村出生成长,长大后才到城市来打工的,他们表示,比起看电影,时间更应当用来做和他们的工作效益挂钩的事。

“相比来说,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移民二代,会显得更懒散一些。”宋轶发现,在打工者二代看来,那些碎片的时间,就算都拿来赚钱也没什么用,房子还是买不起,城市的户口仍旧得不到。还不如稍微娱乐一下。

更何况,看的还是一部与自身处境有关的电影。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熊易寒教授看来,随迁子女的“全面城市化”趋势,正在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不可逆转的事实。他们不仅是“流二代”,而且是“城市新生代”。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比起上一代,这些年轻人很少会选择建筑或制造行业。

“他们更喜欢做小生意,或者选择服务业,还有些会去做社会工作者。比起有城市户籍的同龄人,打工者二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会低一点,但双方的价值观差距很小。而这些打工者二代的孩子,新出生的打工者第三代,看着完全就是城里孩子了。”熊易寒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他们不再属于农村,很多人没下过田,叫不出地里农作物的名字,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有的甚至记不住老家所在乡镇的名称。他们的双脚,更习惯踩在水泥地上,而不是泥土中。

可熊易寒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认同的城市还没有正式接纳他们”。尽管这些打工者二代,已经在城市里定居,在官方的定义里,他们依然是流动人口。

他们的户籍仍然在乡下老家,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无论相隔百里千里,仍然远远系在他们的身上。

出路在哪里?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

骆锦强来北京时还不到10岁,和父母一起,住在五环外的出租屋里。他把那里称为“大杂院”,地面上永远有浑浊的积水。相隔一条马路,是超过二十层高的住宅楼。他在父亲打工的工地里独自玩耍,在城乡结合部大片的荒地上疯跑。对北京,他曾经哪儿都不认识,也谈不上喜欢。

如今,他几乎逛过北京所有的知名景点,偶尔会去京郊的野山里攀岩数字压力表,坐过每一条地铁线路,可以给老家来的亲友当导游。他甚至遇到过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向他打听南锣鼓巷怎么走。

许多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标签,都曾在他身上贴过。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北漂……到现在的打工者二代、移民二代。

骆锦强不喜欢这些标签,在他看来,这些标签很无聊,且“具有伤害力”。“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生活,谈不上好坏。”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2017年回老家时,骆锦强发现,村口的大喇叭里,一直在宣传最新的二胎政策。村官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劝说所有适合生育年龄的小夫妇生二胎。

这场面让骆锦强觉得有趣,也有些适应不来。“说让我生我就生吗?”他带着点讽刺地说。在城市里,生不生二胎是自己的事,居委会大妈不会因此找上门来。传统的农村生育观念,已经离他很遥远。

“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会有不愿意要小孩,或者要得非常晚的家庭。但是对于打工二代来讲,即使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好,至少会选择生一胎。”在宋轶看来,这是打工者二代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在生育观念上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骆锦强现在25岁,是一个3岁女孩的父亲。女儿是在北京出生的,由于没有北京的医疗保险,从产检到生育,全部都是自费。他信不过老家的医疗条件,况且“来回折腾还是那么多钱”。

有了孩子以后,医保政策对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孩子得个小感冒,成百上千元的医药费就花出去了,这些开销他只能自费。

有时,他的父母也会旁敲侧击,提到再生个孩子的事儿,但骆锦强觉得,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他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

杨龙选择了生二胎。他的大女儿9岁了,正在北京一所公办学校读小学,小女儿1岁半。起初,他要二胎的原因是想再生个儿子,但这个年轻人也“没有那么执着”。有两个女儿,杨龙觉得“也挺高兴的”。

生二胎时,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承包了快递站点后,手底下最多管过30多人。那些年他前前后后,往这个行当里投了十来万元。他每天忙碌12个小时,还赶上过几次“双十一”,好几天顾不上回家。

那样的日子让他觉得充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快递买卖2017年“黄了”。杨龙心灰意冷,“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做成的事业,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回了老家,但很快又选择回到北京,去一家货运公司当了司机。尽管城市里“现在也似乎没什么发展机会”,但老家显然“更没有什么机会”。一样是打工,相比之下,他宁可留在更熟悉的地方。

熊易寒发现,第一代打工者,大多还会“对故乡怀有归属感”。而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再加上社会隔离机制拦在他们面前,“往往在家乡与城市之间进退失据”。

“他们都可以称为‘城市化的孩子’,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熊易寒在一篇恒大珺睿庭云安小镇天健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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